你若安好 那还了得

2018-03-23 21:39

  許多人把童年的記憶稱作——靈魂的細軟。而我的細軟裏,總有一些“粗硬”的東西枝枝楞楞的——拔又拔不掉,撿又撿不出,撫又撫不平。有時在睡夢中被它硌醒;有時在歡愉中被它刺痛;我也時常埋怨自己的小心眼兒,該放下的總放不下。後來看到許多名作家對待這些小事態度也都如此。

  女作家李娟有篇小文叫做《針尖大的事情》,講的是她當年打工時遭遇到的一些很小、但很惡心的事。這些事很小,像針尖一樣大小。李娟說:正因爲它們像針尖兒,所以紮起來格外疼。

  我的這些“針尖兒”都是些什麽呢?待我慢慢講來吧。

  ——楊建英

  

  上小學一年級時,同學“老疙瘩”大姐結婚,一家夥他成了“暴發戶”——擁有了半書包糖果。

  他很大方,同學中玩得好的,人人有份;我和他關系一般,卻意外地分到五塊牛奶糖。

  後來,不知道因爲什麽,我和他鬧掰了,他就讓我歸還他那五塊糖。每天上學說、放學要、課間逼、路上截,弄得我沒處躲沒處藏,狼狽不堪!被逼無奈,我只好啓動了還債的計劃。

  那時,一塊水果糖一分錢,牛奶糖怕是得兩分錢,五塊就得一毛錢。天啊,我上哪兒弄這筆“巨款”?

  當時,一個小孩子的籌款途徑無外乎三種:跟家長要,偷雞蛋賣錢,賣破爛兒換錢。第一種就別想了,第二種更難。那時,我們家的GDP就是“雞的屁股”(在這一點上,我媽比達康書記還嚴厲)。因此,家裏那幾只育齡老母雞,被我媽看得嚴嚴實實。所以,在雞蛋管理上怕是要比今天的朝鮮管理原子彈嚴格多了。

  對內挖潛無果,只好對外開源了。于是,我來到我們村的知青點。

  知青點由兩排低矮的土房子組成,院子裏時常挂著破破爛爛的衣衫,遠看就像個難民點。但是這裏往往有驚喜,破鞋爛臉盆,舊書舊飯盒——如果能走大運撿到一只鋁飯盒那就發了,鋁要比鐵值錢多了。當時,全村只有知青們用鋁飯盒吃飯。

  可是,我轉了一圈一無所獲,知青們比我想像的窮得多。

  此時,正值盛夏的中午,知了聲叫得人心煩無比。我坐在知青宿舍後面的陰涼地垂頭喪氣。這時,一陣濃重的鼾聲傳來。一回頭,才發現鼾聲是從背後知青宿舍大開的後窗裏飄出的。

  我站起身往裏探望。宿舍裏架滿了床,都挂著蚊帳,看不到人。而裏邊的窗台上一大排刷牙缸子出現在我的眼前,天啊!驚喜出現了。

  每只缸子裏都有一管大號鉛皮中華牙膏。牙膏皮很值錢呀,每只合人民幣四分錢——我發財了!

  最終,我把那五六管牙膏都擠到一個缸子裏,滿滿的顫巍巍的,又被我放回到窗台上。

  這筆盜竊來的不義之財,不僅使我還清了債,還買了一塊心儀已久散發著水果香味的橡皮、一本圖畫本、一盒蠟筆和一根小豆冰棍。但我的心一直高興不起來,這畢竟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賊,是“老疙瘩”逼的。

  可是,我不恨“老疙瘩”,我恨那個貧窮的童年!

  

  上中學那會兒,班裏有個“好孩子”。所謂好孩子,就是學習好;所謂學習好,就是數學學得好,而並非德智體全面發展。(“學好數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是這個好孩子的口頭禅,我也真領教過她所謂的“不怕”)。像我這種數學常不及格,作文時常滿分的學生從未算作好學生。這種情況,別說三十年前了,就是三十年後的今天,仍然一個德行,毫無改觀。因爲我的兒子正在走我的老路。

  好了,咱今天不說這個。

  話說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,我做完值日放學回家。此時,整個校園靜靜的沒什麽人了。走到校門口,突感口幹舌燥,就來到大門口賣冰棍的老太太那裏。走近前才發現,那個好孩子也在。

  她先要了一根冰糕,之後說:“冰糕一毛一根,冰棍五分一根,我用冰糕換兩根冰棍行嗎?”

  老太太說完“行啊”,就給她調換了。

  好孩子接過冰棍就走,老太太一把拉住她說:“你還沒給錢呢!”

  好孩子一臉疑惑地問:“什麽錢?”

  “冰棍錢呐!”

  “這是用冰糕換的呀!”

  “可冰糕你沒給錢呀!”

  “冰糕我根本就沒吃呀!”

  老太太和我都懵了!

  好孩子一手一根冰棍,甩哒甩哒走了。

  

  剛參加工作時,我看什麽都新鮮。這就算是走上社會了吧,進入到更大的林子,能見到更多的鳥,興奮無比。

  那時,我們都吃大食堂。大食堂吃飯,就是一個窗口打飯,之後坐在食堂大廳裏的散台上。這些看似隨意的行爲,其實也有很多章法可尋——有人習慣坐某個位置,一旦被人占了就很不自在;有人習慣和某些人一起吃,一旦那些人沒來就索然無味。這都是人之常情,無可厚非。

  我經常和幾個剛分來的大學生一起吃飯。近朱者赤,受益匪淺。比如,在公司政工科工作的那個,永遠衣冠楚楚——“頭可斷,頭發一絲不能亂;血可流,皮鞋不能不擦油”,出口成章,頭頭是道。吃飯從不浪費,吃多少打多少。吃米飯,必一粒不剩,掉到桌上的也要一粒粒撿拾幹淨。常常是在衆人的側目中,道一聲“粒粒皆辛苦,家訓,家訓,習慣了!”

  可半年後的一天,晚飯時,他可能加班,來的有點晚。食堂那天吃拌面,異常難吃——面拉得像門栓、菜炒得像水煮(一二百人吃面,質量難保)。我因心裏老是叨念“粒粒皆辛苦”,不敢浪費,奮力進食。這位仁兄也打了面,可只挑了一筷子,就立即端起倒進旁邊的泔水桶裏。我大吃一驚,惶然發問:“粒粒皆辛苦呀!”

  他嘴一撇說道:“傻啊,這又不是米飯,哪來的粒粒?”

  

  工作兩年之後,我被調到機關政工科工作。對,就是和那位“粒粒辛苦,面面俱‘倒’”的主兒一個科室。這次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,而是我們科室同事,有著“廠花”之稱的芳芳。其實也不是芳芳,而是隔壁財務科的一位正在追求芳芳的“小分頭兒”。

  芳芳很煩這個“小分頭兒”,說他小裏小氣,不像個男人。我還時常勸芳芳,眼光別太高,人家畢竟是研究生畢業。那年頭這種人和外星人差不多。仙女配外星人,般配!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堵了我的嘴。

  那年正流行“隨身聽”,芳芳托人在首府買來一個。貨剛送到,正趕上“小分頭兒”也在,就張口借聽,芳芳無奈只好應允。誰知一借半個月毫無歸還之意。無奈,芳芳敲他宿舍門當面索回。不想當天晚上,他又去敲芳芳宿舍的門說:“哦,我忘了,隨身聽裏剛換上了四節新電池,還我吧!”

  

  我工作的第十個年頭,換單位了。對于新崗位、新征程,我沒有一丁點的拼搏與沖動,倒是滿懷或許能遇上“新奇葩”的陰暗期許。

  新單位,人少、事少、糾紛少,同事關系也很單純,沒有我所期許的猥瑣之人。正當我爲自己的“卑劣”思想無地自容之時,“那人”出現了。

  當年春節,三十晚上,我陪局領導慰問單位奮戰在一線的一名職工。寒暄、握手、照相、送上慰問品,辦公室主任說:“領導體會到你的辛苦,時值佳節不能與家人團聚,特地購買了香煙、水果、飲料、糕點等二百多元的慰問品,慰勞你。”

  此時,《難忘今宵》的樂曲回蕩在大廳,好一派溫馨。

  結果,第二天上午,單位會計給我打電話說,值班師傅給她打電話,說他到超市查了,昨天的禮品根本就不到200元,也就一百五六,看看能不能把差額補給他……

  我去!

  我對上述事實供認不諱,全是我親身經曆。其實還有很多,不想說了,惡心!

  實話說,對于這些事我真不知該說些什麽好。後來,看到魯迅有一段話頗受啓發,不長,實錄于此——

  “記得歐洲人臨死時,往往有一種儀式,是請別人寬恕,自己也寬恕了別人。我的怨敵可謂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,怎麽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決定的是:讓他們怨恨去,我一個也都不寬恕。”

  對呀,對這些惡心了我大半生的人,我也想說一句:“不寬恕你們。”可又一想,魯迅這是假想彌留之際對人生的交代。所謂,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。說再狠的話別人都能理解。而我目前正活在興頭上,尚沒有辭世的打算。再說,我哪能與魯迅這座文學泰山比呀!

  但也不能就這麽算了。

  魯迅那會兒的中國是學歐洲,我們現在是學港台。時常見有些人動不動就假兮兮地說:“我只要你開心,願大家都開心,幸福。”也有風雅之人常把林徽因先生那句“你若安好便是晴天”挂在嘴邊。因此,對于那些王八蛋,我也想仿冒一句:“你若安好,那還了得!”